生命的摆渡人:器官八大胜游戏捐献协调员6年协调310余例

2020-11-16

  北京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

八大胜游戏

  6年协调310余例,做生命的摆渡人

  多年以后,刘源仍能清晰地记起,自己协调一名15岁男孩捐献器官的场景。

  因为脑胶质瘤,男孩做了几次手术,效果都不理想,已经出现脑死亡。去见家属之前,刘源内心很忐忑,应该怎么劝说,发生冲突怎么逃跑,他都想了一遍。但当孩子父亲站在自己面前时,刘源还是开不了口。到了饭点,两人来到一家涮肉馆,要了一瓶二锅头。

  几杯酒下八大胜游戏肚,孩子父亲红了眼眶。

  “我知道你要说什么,我不反对。”父亲最终做出决定,男孩捐出心脏、肝脏、肾脏、肺脏和角膜,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。

  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,刘源每日奔走各地,寻找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、向家属宣讲器官捐献政策。

  但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。以前,刘源的成功率不高,现在,10次协调能成功5次。工作六年来,他已成功协调310余例器官捐献,自己也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。

  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十周年。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51万人,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。但据统计,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,缺口依然很大。

  这让刘源对这份工作的信念更加坚定。

  “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,虽然我不认识,但是有意义。”

  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

  10月30日17时,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。一台耗时一个半小时的器官获取手术刚结束。根据此前电脑系统的匹配结果,取出来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,将分别被移植到三位患者体内。

  从手术八大胜游戏室里走出来的,除了医生,还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。

  2014年以前,刘源是一名肝胆外科医生。他见过很多重症病人眼巴巴等着器官移植来救命,但最终也盼不来一个机会。

  那年11月,刘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术刀,成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。这是一个新兴职业,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。

  但寻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。从2015年开始,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的合法来源,但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过,甚至很多医护人员也不理解。

  “病人到这种状态,家属往往很悲痛,谁还和他们去谈论这种事情,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”为避免医患之间产生矛盾,医生往往也很抵触。

  刘源决定先让医护人员改变观念,让他们参与进来。法规对器官捐献者的要求是:达到脑死亡状态或者临终状态,但器官功能还相对完好。

  这种病人往往在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。

 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天,刘源就跑了多个医院,认识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主任。八大胜游戏他这样告诉医护人员,和家属提器官捐献时,要站在家属的角度。

  “器官捐献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个选择,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和延续,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、有大爱精神的,八大胜游戏也能挽救更多病八大胜游戏人的生命。”刘源说。

  通过医生提供一些潜在的案例,做一些前期沟通的铺垫。如果家属不排斥,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再去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。这样一来,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,协调成功率也会高一些。

  和家属沟通是重要环节

  “器官捐献是自愿的,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、您的权利和义务。最后同意也好,不同意也罢,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,我们是尊重的。”六年来,每次见到病人家属,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。而和家属的沟通,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中心、最重要的环节。

  “做这份工作很考验沟通能力,也需要一八大胜游戏定的社会经验和体验。”刘源接触的家属来自各行各业,“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,要与对方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同话题和目的。”刘源办公室的书柜上摆满了沟通、心理学相关的书籍,他常常要翻一翻。

  在他看来,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,“如果初次沟通不成功的话,可能就没有再次沟通的机会了。”为了能赢得家属的信任,交流过程中,刘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,“要注意营造亲近感。”

  他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。2014年,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小男孩,因为脑胶质瘤做了好几次手术,但效果不理想,孩子已经出现脑死亡。

  去见家属之前,刘源内心很不安。当时,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捐献流程和法治框架,刘源是摸着石头过河。他怕出现意外情况,甚至是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撤离,他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。

  “我想着要坐外面的位置、靠门的地方,这样万一起冲突,方便跑。”刘源说。

  各种困难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挫折的抵抗力,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。刘源咬牙坚持下来了,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,“不能敏八大胜游戏感,要想得开,左耳朵进右耳朵出。”

  相比起成功,刘源遇到的失败太多了。他曾连夜赶去郊区的一个小村子,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。偏远的村庄里一盏灯都没有,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出现在他面前,把他请进屋。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属聊了数小时,也没能劝服对方。有的器官捐献因为捐献者病情的好转而中止。

  为了全力挽救器官,捐献者被转到北京佑安医院后,医生会进行不计成本的治疗,“每年都有一到两个病人因此有了好转的迹象,不再符合器官捐献的要求。”这样的“失败案例”让刘源很有成就感,“虽然没有捐成,但是救了一个人。”

  努力填上器官需求缺口

  刘源有一个书包,里面备好了他平日吃的药、一次性的牙刷、水杯等,“随时有潜在案例,随时提包就走。”

  他最轻松的时刻,就是夜里十二点,妻子、两个儿子都睡着了,他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。奔波辗转的人,最享受静谧夜里、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。

  “当体验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之后,对家庭就会格外珍惜。”刘源遇到过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只有7岁。在和孩子父母沟通时,刘源不住地流眼泪,“我也有俩儿子。有了孩子后就觉得,孩子真的不能出事,我们做父母的承受不起。”

  如今,刘源已是不惑之年,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。2016年,他的奶奶去世;去年,他的表哥去世。在和病人家属沟通时,刘源更是能感同身受。

  个人生命的逝去是整个家庭的痛苦,可能整个家的命运都会因此八大胜游戏改变。这份工作做久了,年轻气盛时的小脾气,跟家人较劲、任性的小毛病,全都没了。他越来越体会到,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,而是一个家庭的。

  “把家庭照顾好了八大胜游戏,保护好自己的健康,只要为家庭、为社会做了贡献,真到死亡那天,才能不留遗憾。”

  见惯了生死的刘源觉得,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和轮回,他更在意的是,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。而在做这份工作之初,刘源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。

  像刘源一样主动登记、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人也开始变多。

  这几年,刘源明显感觉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,尤其是在北京。以前,刘源的成功率不高,10个里能有两三个成功案例,现在,10次协调里能成功5次。

  11月初,在北京佑安医院东侧的那间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,又有病人家属推开门,和刘源面对面坐下来。刘源耐心听着家属讲述自己的顾虑,他和他的团队,以及全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,正在为填上中国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。

  他们是死与生之间的中介,是生命的摆渡人。

  新京报见习记者 彭冲

【编辑:叶攀】